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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中央地方合力救市 谢国忠称温州危机政府负首责

2017-11-22 07:52

温州近来频发因高息借贷、资金链断裂,多家当地企业主“欠款跑路”的系列事件,引发各方关注。加之外围经济环境恶化,尤其是企业资金链断裂、企业倒闭潮涌现,中国经济再次面临重大考验。本报特派记者赴温州、台州、鄂尔多斯等地走访获悉,中小企业借钱困难,即使成功借贷亦要承受不断调升的利率,令经营加倍困难,温州、鄂尔多斯等地部分企业更因资金短缺而濒危甚至倒闭。

自温家宝总理“温州行”后,温州信贷危机旋即有了中央层面的政策回应。10月12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“国九条”,在金融、财税方面给予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支持。此举在温州不少企业主看来,对温州危机极具针对性。

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,中央仍有可能给予温州金融稳定再贷款。“救温州”已开始发力。然而,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,如何保证救实业,而非助投机?针对中小企业的“定向宽松”是否会使仍高企的CPI再攀升?前景尚难明晰。

 中央与地方合力救市

“国九条”在温家宝总理回京一周后即告出台。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,将提高小型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,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延长至2015年底并扩大范围。支持金融机构加强对小型、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,对金融机构向小型、微型企业贷款合同三年内免征印花税。适当提高对小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。会议还决定,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,更多运用间接方式扶持小型、微型企业,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部分涉企收费。

“政策公布后,我专程调查了五六家企业。大家都认为,短短一周内,就出台了这样的政策,雷厉风行,前所未有。并且,这些政策很有针对性,能解决现实存在的困难。如认真贯彻,我认为对中小企业解脱目前的困境,防止事态的蔓延会起到积极作用。”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。

据周德文透露:“中央也可能给温州600亿的金融稳定再贷款。之前温州银监局对此加以否定,只是解释不是银监局操作这个事情。事实上,虽然总理在座谈会上没有明确表示多少数目,但他明确指示央行与浙江省政府会后要协商,确定一个规模。”

温州的“救市”动作也勃然而兴。温州银监局在与浙江银监局沟通后放宽了票贷比标准,票贷比从30%增加到50%,相当于增加了1000亿的信贷规模。此外,温州各家银行积极向上级申请信贷规模。

“这次可能会起实际作用。往昔新老三十六条落实不了,首先是上面的垄断部门作对。现在地方有这个需求,中央政府有这个愿望,两方面可结合起来,再加上企业,三点成一线,障碍就小一些。”中国民(私)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告诉时代周报记者。

“‘国九条’可缓和矛盾,但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之前,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是放在控制通胀上涨的趋势上面,以紧缩为主。银行提高了放款的门槛,对流向实体经济的钱加以控制,加息也削弱了企业的借贷能力,导致在宏观层面流动性过剩的同时,微观层面流动性枯竭。堵住宏观层面流动性‘水池子’,以牺牲微观经济、企业为成本代价。”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、上海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建文对时代周报分析称。

杨建文表示,“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几个问题:一是不要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,哪里矛盾大了再出手;二是要将救助与经济调整、产业升级、结构转型结合起来,现在正是一个洗牌的时机,有限的资源要用在刀刃上。”

资金流向实业还是投机?

“钱要花在刀刃上”,是赞同救市者对救助的普遍期望。在产业空心化颇为严重的温州,企业主究竟会把资金“输血”用于实业,还是继续投机炒作,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。

资深投资顾问林端方告诉时代周报,“几个月之前,很多温州老板就跟我说,中央政府一定会救温州,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,谁也不敢随便丢弃。不过,根据多年的观察,我觉得现在温州企业家的实业精神日渐淡薄,有些商人已完全志不在此,他们非常热衷于投机。这一轮中央政府救市,怎么保证资金流向实业,我个人认为非常不乐观。”

“很有可能中小企业拿到钱后,又去盲目扩张,或投机房地产、买矿藏等。2008年为刺激经济放松信贷政策,很多企业拿到很多钱,去炒矿藏、房地产,现在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”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时代周报。“信贷的去向应作明确规定,银行应该跟企业签订协议,限制资金的投向,只能投向实业。这会起到一定的作用,但企业也可能变通,表面上做实业,其实把钱抽走干别的去。”

“这钱一定会流向实业之外的地方去。”独立经济学家、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。“地方政府就是想把钱弄到房地产,最后变成自己的财政收入,倒来倒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”

谢国忠认为,“投机的企业要倒,是自己的责任。政府应该保护出资人的利益,在清盘的过程中,尽可能拿回最多的钱。出资人是大部分家庭,应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为重。”

而在保育钧看来,此轮“国九条”主要是针对从事实业的小型、微型企业进行救助,而从事投机炒作的企业不在救助之列。“可以靠地方政府来进行区分,这并不困难,问题在哪里爆发出来的,链条是断在哪儿的,都看得很清楚。银行再规定贷款只能定向使用,应该能保证救助款项用于实业。”

周德文也表示,“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包括地方金融机构的智商,在这样的情况下,不可能把这样的钱用来为民间信贷解套,甚至流到房地产去救市。政府肯定会对新增贷款加强监管,温州已派出二十几个政府工作组进驻银行加强对资金的监管。”

杨建文则认为,“制造业中小企业基本面还是在做实业,不能说钱完全流到投机市场去了。企业主拿到钱主要是借新账还旧账,保留现有市场。但房地产在近期成为暴利性行业的可能性趋小,企业主不会再盲目砸钱,当然不排除投钱进去补原来的‘洞’。”

 定向宽松推高CPI?

在救市基调下,有舆论认为,一轮针对微小企业的“定向宽松”已在发酵中。银监会监管二部主任肖远企日前也表示,对小、微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到5%。‘国九条’中,对于500万以下的小、微企业贷款,在计算存贷比时不纳入考核范围。

“还不能叫定向宽松,只是特定情况下救助一些小型、微型企业,称不上宽松。”保育钧认为。

而在胡星斗看来,即便针对温州实行定向宽松,涉及到的资金规模也不会太大,在一两千亿之间。“当然可能会对CPI有些影响,但目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不会改变。”

“政府如此出手,只限于温州。”胡星斗认为,“温州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,温州如果陷入危机,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、对人们的心理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。温州的救助模式可能不会运用到其他地方。”

在杨建文看来,温州的事还是小事,仅限于地方,而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和把握,才是大问题。“接下来,应让积极的财政政策真的积极起来,而稳定的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出稳定性。不要矫枉过正,忽松忽紧,伤害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性。”

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则告诉时代周报:“人们对温州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,过多的关注不一定会带来最优的做法。小企业的问题不是融资能解决的,即使给它融资,其投机行为也不能消除,反而是把双刃剑,可能使经济更不健康。现在更多应考虑是否进行调整,使得资源配置更优化,朝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走下去。”

陆磊认为,如果对温州实行定向宽松,未必会对大的经济形势产生什么影响,但不会起到什么效果。“反而会强化企业对政府的依赖,这种依赖性我们不应花大力气去强化。如果这些企业永远不预期冬天来临,永远预期冬天来临时有人给他救助,整个经济就会有问题了,道德风险会非常高。我觉得企业永远没有资格要求政府动用公共资源进行救助。”

吊诡的是,一方面是竭力申请更多信贷支持,缺钱似已成温州“重症”,另一方面,部分温州企业家并未止住扩大投资的脚步。据周德文透露,上个月,他即带领两批企业家分赴韩国仁川、俄罗斯莫斯科,考察当地的投资机会。林端方也证实,上半年他也曾陪同几位温州企业家去泰国寻觅投资方向。

“今年以来,很多国家的政府,包括一些机构都密集地与温州建立联系,希望吸引温商去投资,一些温州企业家也积极到国外考察,寻找投资机会。这是真实的情况。”周德文表示。

周德文的解释是:“并不是说温州缺钱。温州民间资本非常雄厚,今年上半年银行存款余额就突破7600个亿。大量的中小企业需要资金支持。两者看起来是矛盾的,其实是金融体制、投融资体制滞后造成的。体制滞后造成资金与需要资金者无法对接,在这种情况下,有些资本被迫流向国外。”

如此状况,也为这一轮的政府救市是否妥帖,增添几许疑问。“政府要做自己该做的,不要做不该做的。温州的危机,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成本的大幅上升,资产产生大量泡沫,做实体生意的越来越难,投机越来越红火,误导了经济。对此,政府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。但在具体救助方式上可以商榷,在大部分国家,中小企业的融资都是自己在社会上募来的,一般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有困难的,因为成本太高。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。”谢国忠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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